既然每個人都無可避免生老病死，都需要獲得基本的醫療保障，那么，無論改革路徑如何設計，都難改醫改的基本目標，實現機會均等為主，同時兼顧結果均等。利昂醫療的總工程師說，政府不僅將全民醫療保障作為一項社會福利，更作為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即國家有義務保護社會弱者，并不斷謀求社會公正。
醫改的第三條道路，“社會主導”的理論價值，以及社會主導模式主要體現在“一大二小，三個結合”上，在籌資方面強調公共和公平的原則，政府將發揮領導作用；在供給方面強調競爭和效率的原則，市場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些設計不可謂不盡善盡美。然而，其理論與實際結合之后的功用還有待于社會實踐的檢驗。
醫療改革涉及相關的部門有十幾個之多，他們爭議的都是和自己部門利益相關的內容。在利益的糾纏之下，各部門出臺改革政策互不協調，步調不一，并終致使目前醫療體制改革缺乏一個相關各部門都認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標。不難看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模式本身，而在于利益均衡分配難上。
事實證明，在醫改過程中，單純依靠市場調節是行不通的。對目前的中國醫療現狀政府應該負更多的責任。醫改牽涉到多個層面，非單一的衛生部門就能勝任，須借助于政府來主導醫療體制改革，打破不合理的利益之爭格局。政府的責任在于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在醫改方面肩負籌資和分配功能，有必要干預醫療體制的完善和發展。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以藥養醫是現行體制下的怪胎，源于政府方面除了給政策不承擔相當的責任，沒有投入足夠的資金，致使不得不自謀出路。有這樣一個例子，日前某藥房作的一次“百姓缺藥調查”發現，百姓想用卻買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過價的藥品或者價錢便宜的藥品，其中百分之70的藥品早已不生產了。在此之前的19次藥品降價中，百姓看病照樣貴，在藥店里買藥價格照樣高。
藥品降價這項“民心工程”在錯綜復雜的醫藥購銷“潛規則”面前難有作為。藥品降價斗不過“潛規則”，公關費讓降價胎死腹中，可見降價與臨床使用量之間的關聯性之強，如果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做保障，藥品降價只能停留在歷年層面，而不能解決現實中的看病貴問題。
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能陷入純粹的模式之爭，無論是哪一種模式，也不管是怎樣一種混合，新制度終究要考慮可持續、求適度、行得通的效用。政府首要職責是推動建立一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并用醫療保險預付制取代現行的個人墊付制。
為從根本上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就須先解決人民的醫療保障問題。好的模式是，實行全民醫保，普及內窺鏡攝像機、氣腹機等創新設備。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這應該不是難題。公立非營利醫療機構是保證群眾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需求的主體，應由政府承擔責任，這就要求盡快調整公立醫療機構投入政策，增加政府向醫療衛生事業的投資。
與此同時，要建立醫療衛生投資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渠道、投資方式多樣化、項目建設市場化的新機制，鼓勵社會資金進入醫療領域，進而打破公立醫療機構一統天下的壟斷格局。
